文化常识知识点
1.中国历法，是阴阳合历，年度是太阳年，岁实一年为三百六十五又四分之一日；太阴年，一月朔策29又二分之一日， 十二个月份加起来，比太阳年短些。
中国历法中的“二十四节气”，就是按照太阳年的长度分成十二个节和十二个气。二十四节气的安排，包括四项原则：季节变化、气温变化、降水量变化、物候现象或农活的更替。
2.中国文化中人与时间、空间的关系是三者合一的。人随着时间流动，人也在空间之中融为一体。人与自然彼此息息相关，不可分割。在如此的美学原则之下，中国文化中才会出现道家的思想——人是自然中的一部分，人不能离开自然，人也不能自我异化于自然之外。
中国文化中的“人”的地位是与天地同等，是三合一的一部分，中国“人文”二字，具有更重的分量。
3.战国时代，阴阳家和五行家两个自然哲学学派，各自陈述了他们的宇宙生成论。阴阳家认为，宇宙之间有阴和阳两股力量，二者交缠互动，成为宇宙运行的动力。宇宙之间所有的事物，都有阴的面和阳的面。两者并不只是对立，也能互补。五行家则将宇宙的构成归纳成金木水火土五个因素，或是五个部分。五者相配生成万物，每一件事物都有特定的五行成分，不能过多，也不能过少。秦汉以后，阴阳家和五行家的学说结合在一起，成为中国自然哲学形而上学理论的基础。
4.五行相生相克：金生水、水生木、木生火、火生土、土生金。金克木、木克土、土克水、水克火、火克金。
5.中医理论认为，人的身体其实就是一个小宇宙，外面大宇宙的变化，对小宇宙有一定的影响。身体之中的心、肝、脾、肺、肾，各自归属火、木、土、金、水，其性质分别是热、温、平、凉、寒。
6.五行生克理论体系指导下的传统医学，只能说是运用一种哲学的思维，将人体当做一个小宇宙，与大宇宙相配平行来讨论病情、用药施治，并没有经过对药物的化学分析。传统医学是经过长期的经验积累，发展为一套有相当功效但也有一定局限性的医疗方法。
与传统医药平行的另一套医疗方法是针灸之学。中国针灸之学，虽然也以五行观念为基础，然而其理论假设，则是所谓“精、气、神”的观念。“精”是生命的本体，“神”是生命中呈现的理性和感性，“气”则是把生命之力量，有些人称之为能量，分布于各处。
针灸和传统医学一样，都假设人体本身是自足的，即使有外来干扰，人体自身也可以调整，设法将外来干扰引发的病患消除。中国的医疗理论，缺少对于细菌和微病毒的认识，于是，中国医药对于传染病和其他因为感染而发生的疾病，并没有很好的解决方法。
7.《易经》：儒家的理论把其当做周文王撰写、孔子加以解释的一部儒家经典。八个基本卦（一长、两短横分三层得出8个基本卦，分6层则是64卦）为：乾为天，坤为地，震为雷，巽（xun四声）为风，坎为水，离为火，艮（gen）为山，兑为泽。乾坤分别带包阳性和阴性、正面和负面、积极和消极、主动和被动；单纯的乾代表男子，坤代表女子。
8.中国文化中两大主要的宗教系统，是佛教和道教，前者是在汉代才传入中国，后者的逐渐组织成形，也在佛教传入之后同时进行。
佛教在唐、宋之间时达到最盛，有十三个宗派，后变成十个，晚唐开始，净土和禅宗两派逐渐成为中国民间佛教的主流。流传迄今者，小乘二宗：俱舍宗、成实宗；
大乘八宗：三论宗、天台宗、华严宗、唯识宗、律宗、禅宗、净土宗、密宗。
大乘八宗中，唯识宗建构唯心论的宇宙观，三论宗从事哲学论证的思辨，华严及天台可以并列为哲学中的美学理论，律宗（弘一法师）注重戒律与规范——这是任何建制宗教必须具备的基础，禅宗则着重于个人悟觉，直观佛法精要。
道教的起家，在理念方面借重了道家的思想；在道术方面，却是从原始“玄教”发展为术数——从这基础上，又发展出了“符箓”，这是一套禳灾祈福、驭使鬼神的道术。
9.古代中国宗教信仰：大约可以有“神祇”和“祖灵”两个信仰方式。神祇信仰部分，渊源于对自然的崇拜和畏惧，祖灵崇拜部分，则是基于人对自己血缘系统的亲密，也有一部分根植于对死亡的畏惧，于是人类希望死去的亲人能保护自己和庇荫自己。神祇和自然崇拜的部分逐渐发展为阴阳五行学说，在哲学的领域则发展为道家的自然思想。祖灵崇拜的部分，儒家将其变为伦理观念，儒家思想的旁支，则是将儒家理念落实于管理理论的法家。
长期以来中国一直被认为是一个缺乏宗教性的国家。这种看法既对也不对。如果将宗教理解为像西方一神教那样的制度性宗教，中国人的宗教观念自然很淡。但如果将中国的宗教视为一种与西方迥然不同的弥散性宗教，那么中国人的宗教就有其特色了。中国人的宗教情绪，并不一定依附在建制性的宗教系统及其有关仪式，而是普遍地融合与包含在日常生活之中（杨庆堃《中国社会中的宗教》认为这是中国宗教信仰与西方基督教信仰最大的区别）。
中国的宗教信仰，有神祇和祖灵两套主题。中国社会是一个由血缘、信缘与地缘三种关系网络交错而成的有机社会。许倬云得出的结论： 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人，深受以西方文化为主轴的现代文明影响，却又依然置身西方文化之外。今天，欧美现代文明本身正在剧变的前夜，他们面临的问题，例如人与人之间的疏离、人与自然之间的分割，凡此种种危机，如果从源头看，西方文明本身很难有解除这些困惑的资源。中国文化以人为主体的特性，以及人与自然密切相关的依附关系，也许可以当作他山之石。将中国常民文化的特色，融入现地文明之中，或可匡救现代文明的困难。
按照朝代梳理的知识点
中国地区的人类，至晚在公元前6000-7000年，发展了农业，也发展了定居的部落。
五千年前，仰韶文化、红山文化及江南良渚文化地区的社群，都已发展为控制广大地区，能动员大量人力，掌握不少财富的多层级复杂社会。
夏 距今大约4千年时，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世袭的朝代——夏后氏的夏代。夏禹的霸权，是召集各地的君王们聚会，以建立一个超越地方政权的秩序。夏代的历史，至今只有传说，未见确切可靠的考古证据。
商 距今3千七八百年的时代，商人代替了夏后氏，建立了中国第一个王国，商人的老家应当是在渤海地区，自认为是五帝系统的后代。商代的后半段，他们的首都已经搬到今天的河南安阳（殷墟）。
商代的遗址，不仅有建筑和墓葬遗存，也有大量商代甲骨卜辞的当代文献资料，证实了传统历史有关殷商的记载。
周 周人把首都放在老家关中，而在殷商地区建立了成周（洛阳），作为统治东方的都邑。周人在全国建立了绵密的封建网络，每一个封国不是亲戚就是子弟，而且鼓励周人子弟和外姓通婚，使得所有封君都成为周人的亲属。西周建构的封建体系，本是血缘共同体和权力共同体的重叠。
周人小国寡民僻居西部，面对东部的广土众民，不能不设计一套统治机制—“封建亲戚，以藩屏周”的制度。
所谓百家争鸣，实际不过约20家，除了儒家之外，最值得注意的是道家和法家。道家对世俗的权威无好感，他们崇信宇宙间的一元组织，愿意回归到原始的简朴 ，抵抗各种侵害自由的措施。道家有泛神主义、抒情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趋向。
小结：从夏后氏比较笼统的霸权，经过商人同心圆布局的统治机制，最后到西周的封建网络，这三个阶段的发展促使“中原”成为中央政权的基地，而又以同心圆的方式扩散其势力于各处。整个中国是一个“天下”，“天下”没有边，也没有界限，只有向远处扩散而逐渐淡化的影响力。“中原”向四周扩散，又不断混合，终于熔铸为一个人数众多的文化、经济、政治共同体。
“华夏”这两个字的来源： 自古没有具体的解释，根据传统的说法，“华”是华美，“夏”是伟大——这是当时中原自以为是优越文化的宣传。从人类学家、考古学家的观点来看，傅斯年认为“夏”代表的是西方的夏后氏；考古学家提出“华夏”是指：从关中边缘的华山延伸到黄河中游进入下游三角洲的顶点，也就是豫西和晋南的夏后氏的故居。
秦、汉 秦始皇统一以后立碑夸耀自己的功德，在文字比较完整的琅琊台石刻中，提到中国的疆域：西边到流沙，东边到东海，北边到大夏，南边到北户——“流沙”指中国西北一代的沙漠，“东海”指中国东边的海岸线，“大夏”是今天新疆西北部及西伯利亚地区的一个国家，“北户”相当于今天南海地区。从秦人对自己疆域边界的了解来看，他们在天下和国家之间还是有所界别。“天下”是普天之下，“中国”是天下的核心地区——这一个“中国”已经超越了过去的“中原”。
秦汉的中国已经凝聚为一个巨大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复杂系统。经过春秋战国的分裂，终于形成大一统的格局。这一庞大的复杂体系，因其中的开放性，而有不断扩张与调节的空间。然而，也正因其可以调节，其复杂性得以加强。秦汉时代发展了精耕农业，也由此发展了以农舍工业为商品生产基地的全国性市场经济体系。
秦汉中国有了完整的宇宙论、伦理学和价值观念，这些都是建立在儒家、道家和其他各家综合的基础上。“天下”观念具有弹性，可以不断地收揽和包容，有别于民族国家的疆界。
儒家思想与文官制度
1.董仲舒建议政府“独尊儒术”，也是为了通过儒家的理论，为天下建立一个理想世界。独尊儒术以后，儒家的意识形态成为士大夫持有的价值观念：主张选贤任能、为社会服务，也主张天子承受天命，是为天下百姓服务，而不是一姓一家永远统治。这一套意识形态，使文官系统与皇权保持一个既合作又彼此制衡的关系。
2.汉代的文官制度，原来的设计是以丞相为百官之首，全国的政务是由丞相负起全部的责任。皇帝代表的是皇权，文官系统代表的是治权，二者彼此制衡，颇有今日内阁制的精神。
3.东汉时代君权强大，文官系统不再独立，从此以后，中国两千年来，不再出现真正有独立性的文官系统足以抗衡皇权。文官体系为皇权服务，官员们也就只注意自己的功名利禄，难得再有人坚持儒家思想。
儒、道、佛
孔子赋予“仁”一个新的意义，“仁“这个字相当于整个的人性。这一命题，应是中国文化最根本的假设。仁是人性的本质，也是一个人性格成长的种子。每个人有一种禀赋，这个禀赋是人性在个人身上的表现，而人性是天生的，是上天给人类的使命。命、性、仁是连串在一起的三个观念，构成孔子思想的根本。
从先秦到两汉，儒、道两家乃是中国意识形态的主流，两者都吸收阴阳五行之学，建构其宇宙论的形而上学。儒家的祖宗崇拜，行之于制度，就是慎终追远：这是对生命的关注发展而来的信仰；道家的自然崇拜，则是对于各种自然力的崇敬。 最晚不会晚于东汉初年，佛教就进入了中国。
中国的儒家，没有教会，也没有明显的组织，儒生是寄托在政权的体制内，朝代可以改变，可儒家权威及其造成的社会制度，却是长久存在、难以改变。这是中国历史的吊诡性：稳定——甚至超高度的稳定，却难以适应外力引起的新环境。
法家本来就不是学派，而是若干讨论管理学的人物，将他们的意见整理成理论。汉代实行的治术，继承秦代精神，乃是儒表法里。（半儒半法治天下）
从三国到南北朝（五胡乱华），整整四百多年，中国处于分裂状态，这一个时期，据气象学家的研究，正是亚洲大陆寒冷时期。
唐 整个唐代，在北方、西方都没有长城，也没有边塞，那是一个开放的领土，任何族群愿意归属，其领袖都可以取得中国的官称，被列入大唐天下之内。这是一个开放的天下秩序，有极大的包容性，也有极大的弹性。
唐代的物资流转十分方便，形成向西的所谓“丝绸之路”。
在唐代，佛教整体华化，汉传佛教自成系统，而且由此传播到日本、朝鲜和中南半岛。藏传佛教也逐渐成形，并且于此时逐渐扩散到中国的西南部。
宋 所处的情况是列国制度，不是一统天下。西北的西夏国，西南的大理国，中北部的辽国（契丹族，开封称帝），中南部的宋国，东北的金国（女真族，后灭辽国），北方的蒙古（后由忽必烈建立的元统一中国）。
辽（金）和西夏，与宋代中国时战时和，这两个国家与宋国之间的关系，并不同于过去匈奴、突厥与中国，他们并不志在侵入中国、取得土地，他们主要的要求是中国赠纳丝帛和银钱。因此，宋代对北方敌国，并不常常以战、守为选项，而是以缴纳岁币来购买和平。
宋一代，实是中国历史的转折点：两汉的坚实基础，隋唐的宏大规模，转变为中国文化的稳定结构。从此以后，中国两度面对外族的完全征服，还能重新站起来。可是，在面对活力充沛的西方近代文明时，这一稳定的中国文化系统，不再能有接纳与消化适应的能力。
辽、金与蒙古
1.辽、金在中国领土上的发展，是半殖民状态：他们从中国取得资源，有助于建立草原帝国，但这部分并不是他们唯一的领土，他们发展方向仍旧是在广阔的草原上，中国的部分领土只不过是他们之中的一部分。元朝只不过是蒙古大汗国的五分之一，甚至只是较小的部分。
2.蒙古扩张的时代，恰巧是欧洲发生黑死病的时代，欧洲黑死病延续了三百年之久，造成欧洲人口减少了三分之一以上。
3.蒙古时代历史呈现的征服国家体制，包括本族老家与汉地、征服者与被征服者之间的主奴二元，以及经由“驻防”维持的暴力统治与资源掠夺。
10.1 朱元璋北伐时发布《讨元檄》，这一文告，毋宁是确认汉人中国的归属。可以说，这一华夏中国的归属感，宣告了中国历史上天下国家的结束，肯定了汉人民族对华夏文化的认同。
10.2 朱明仿照隋唐府兵制，创立了卫所制度，乃是保障皇权、控制全国的武装力量；朱明恢复封建制度，分封皇子、皇孙于全国各处；朱明政府发动大规模的移民活动，其实是为了打散地区性人口的共同体，防止他们结合为社群，潜在目的，还是为了保障皇权的稳固；明代文官体系只是皇权的统治工具（儒家思想沦落为对君主绝对忠诚的教条），皇权依仗特务组织和内廷宦官作为爪牙，明代的皇权不测之威，在中国历史上，前无古人、后无来者。
明万历年间，十六世纪初期，日本丰臣秀吉在同一日本后发动大军进攻朝鲜，朝鲜向中国求救，中国花了3年时间，和朝鲜合作击败日本。
清 满清帝国是一个两元的结构：北方、西北的族群直属于皇帝，皇帝经过内务府和理蕃院，管理皇室与这些部众的来往；汉土的百姓是由帝国的政府进行统治。帝国的首都在北京，而热河的围场承德则是满清皇帝与蒙藏领袖会晤的地点。 日本人图谋侵略中国，还是屡次以满清为二元帝国的理由，致力在满洲和蒙古分别成立傀儡政权。
13.1 满清帝国既以强大的征服者的姿态，拥有暴力统治的基础，又根据中国传统皇权，驯服了中国的文化精英。这种背景之下，满清时代的文化活动，毋宁也是在皇权的掌握之下，一部分是为了压制明代开始的阳明学传统，另一部分则是严防中国知识分子的反清运动。
13.2 满清统治，看来是一个天下帝国的格局，其实是将草原上的力量结合为一片，通过威胁和利诱恩威并施，将中国的文化精英压倒、扭曲，也使汉代的“天下帝国”所根植的基层涣散，不再凝聚。满清政权只是以威权统治中国，从来没想到要在原有的文化基础上扩张和发展。——所谓“盛世”（清末人口达到四亿左右），实际上是文化闭关，文化活力的消沉，也许是结束的开始。
满清入主中原，沿袭明代制度，再加上征服王朝的武力镇压，于是中国人生活在专制极权的统治下长达六七个世纪之久，这一长时期的压迫，戕害了中国人的自由，扭曲了中国人的人权，对中国民族性造成的伤害，至深至巨。
